2007年11月1日 安徽商報
和德國的學生相比，中國的學生更能吃苦、很勤奮，但太缺少動手的能力和鍛煉的機會了。很多人似乎對自己將來的就業沒有太多的概念。”
“我知道我來這里的責任。短時間內，我可能改變不了什么，我只希望能給這種‘改變’帶來一種啟發、一種動力，提供一種改變的可能。”
10月31日，來自德國漢諾威應用科技大學、現出任合肥學院副院長的我省高校首位“洋院長”霍恩教授，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談的更多的是對中德兩國教育問題的思考。這位來自德國的工業設計專家說，他已經把這里當作了自己的“第二故鄉”。
[關于工作]把瞌睡的學生從夢里拉回來
“歡迎！歡迎！Nice to meet you!”10月31日上午，記者剛推開霍恩教授辦公室的門，他就遠遠迎了上來，操一口不太標準的兩種“外語”問好，并用一雙大手緊緊地握住了記者的手。
當日上午10：40，霍恩教授剛從院里調研回來。遞給記者的中文名片顯示：法爾克?霍恩，合肥學院副院長。這位履新沒幾日的德國人，已早早進入了工作狀態。霍恩教授的辦公室里，飄著一股濃濃的咖啡香味――和多數外國人一樣，霍恩也保留著喝咖啡的習慣。在翻譯賈丹女士的幫助下，我們的對話就從這里開始。
安徽商報：早上我聽學生們說，這些天您已經開始投入到您的工作中了。作為安徽高校首位外籍“副院長”，能簡單介紹您的工作計劃嗎？
霍恩：我的第一階段工作就是從調研入手。你知道的，由于中德兩國教育體制、教學模式存在很大差別，因此我必須先從調查入手。現在合肥學院給我提供了很好的平臺，使我有更多精力去與教務處、學生處及各個系部的老師去溝通，就教育模式的改革、教育計劃的制訂等等，多提一些意見。我希望多從細節入手，多做一些細節性的工作，多讓內行人參與。
我發現，目前中國的高校缺少與企業的合作，老師缺少企業從業的經驗，學生也缺少在企業實習的機會。我想多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此外，我還要以合肥學院為依托，對安徽省其他高校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進行調研、咨詢，來研究和實施應用型人才培養和教學模式的改革。
安徽商報：您希望帶來怎樣的變化？
霍恩：我覺得，目前中國高校教學模式的改革不會是在瞬間就可以完成的，這是一個過程。我知道，安徽的政府部門對于我的到來非常重視，我很激動。他們的決定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合肥學院這樣一個有特色的院校進行試點改革，再以此輻射其他高校，是非常正確的。
什么東西可以很快變化？我覺得有一點是可以做到的：學習態度。就是把上課瞌睡的學生從夢里拉回來。我和系里的老師們交流過，希望我們的課程多從學生的角度去設計，多了解學生需要學什么樣的知識，有什么學習渴望，這樣就不會發生上大課時，一半學生在聽講，另一半學生在睡覺的情形了。上課學生睡覺這樣的事情發生，有教育的原因，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學生自身責任心不夠，對后果考慮得太少，他們都是成人了，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我的設想是，讓高校的學生提早進入企業實習，一方面，讓企業承認了他的學習成績，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生明白，對于未來這樣的一個職位，他還有哪些需要補充學習的。德國也是世界上高失業率的國家，但德國的應用型人才還是比一般的綜合類大學畢業生更容易就業。
我知道我來這里的責任。短時間內，我可能改變不了什么，我只希望能給這種“改變”帶來一種啟發、一種動力，提供一種改變的可能。
[關于教育]考分不應決定學生的未來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霍恩教授多次提到中國教育與德國教育的差別問題，比如，青少年接受教育的過程，學生的課業負擔，大學入學考試的環節，學生在大學期間學習的方法和考核的方式等等。
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霍恩教授告訴記者，在子女教育的問題上，他所說的內容既不是從一個教育學者的角度，也不是從一個心理學者的角度，而是單純從一位三個孩子父親的角度去解讀、去思考：中國教育和德國教育到底有哪些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安徽商報：您剛才告訴我說，德國的教育模式和中國的明顯不同，能簡單介紹一下嗎？霍恩：說這些時，我站的角度既不是一個教育學者的也不是心理學者的，而是單純從一位三個孩子父親的角度去分析的，這樣也許更客觀。
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在德國，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完全分開的，不像中國都是由教育部門來主管。當然，我也不是完全認可德國的教育模式。但有很多內容值得借鑒。
德國的中學生上大學，憑借的是畢業會考――那是結業性的考試，不是高校選拔性的考試，不需要只注重分數的高考成績。他們上大學是通過申請，學生根據自己的意愿、愛好和高校的申請條件等，如果條件不夠，或者名額不足時，他可以繼續等下一次機會。而且，進入大學前的考試，不是全國統一的考試，他可能是一個學校、一個系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組織，不唯分數，而注重學生能力、興趣、心理等方面的測試。形式也是多元的，不像中國這樣，需要大家一股腦地去“擠”高考這座“橋”。
另一個不同，就是考試體制完全不同。這個區別不好簡單比較，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中國學生的考試完全是“為了考試而考試”，而德國不是。比如在高校，德國學校不是什么專業都要考試，一旦需要考試的，那是需要學生去認真準備，而在中國高校，什么都要考，很多又都成了“形式主義”。
安徽商報：既然在學生的選拔和入學上就有不同，那您認為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霍恩：對于動手能力的培養上，我去過很多中國的高校，他們都在試圖努力去改善，但這不僅僅只是學校的原因，還有中國的孩子從小學教育就出現了問題。
在中國，孩子學習更多的是“記憶式”學習，比如背書、背公式等等。當然在德國孩子們也需要學習教材上的知識，但他們更注重的，是學習了這個知識后準備去解決什么問題，否則學習有什么用？
我覺得，中國的孩子自由支配的時間太少，嚴重地被課業所累，他們玩的時間、與小伙伴交流的時間太少，動手能力太弱。這些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發展和獨立人格的培養。此外，中國的家庭很多都只有一個孩子，他們大多被父母寵著，沒有太多的機會去經歷挫折。如果他們一個人在國外生活和學習，很可能被一個小的困難和挫折擊倒。
當然，中國學生的優點同樣突出，比如我見過一些留學德國的學生，他們一方面要努力克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努力學習語言和規定課程，還要爭取更多的獎學金，減輕家庭負擔，很了不起。這些都值得德國的孩子學習。
我覺得，中德兩國在教育方面確實有很多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的地方，這就是我來這兒的一個重要目的。
[關于家庭]我還算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吧
在與霍恩教授的對話中，我們了解到，他是一個很愛家的德國男人，而且很注重細節。在與記者近一個小時的交流中，霍恩教授分別給記者、攝影記者、翻譯和我們的司機師傅的水杯里，重新加滿了水。
霍恩說，盡管工作很忙，他還是可以做到工作和家庭兼顧。對于子女的教育問題，霍恩說，我還算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吧。話語之間，滿含欣慰之意。安徽商報：剛才您提到，您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同時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您是怎樣教育自己的子女的呢？
霍恩：我覺得作為父親，我最成功的一點就是讓孩子們大開了眼界。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去過世界各地，只要條件允許我總是帶著孩子們一起，讓他們用自己的眼光去發現、去選擇。我的目的就是，在孩子對未來選擇上，我要培養他們獨立的人格和自立能力，指導他們自己去作出決定。
我的女兒在中國學習漢學，并留在中國工作，這些都是她自己的選擇。你知道，讓子女們聽父母的話，這是很難的。但我的三個孩子都很聽我的話，至少我的建議他們是能夠采納的。我的小兒子就是一個特別有進取心的孩子，現在什么都要和我這個父親比，我非常喜歡他的這種性格。
安徽商報：在孩子的眼中，您是怎樣的一位父親呢？
霍恩：子女對自己的評價？坦白地說我很難回答。也許要等我的孩子以后也有自己孩子的時候，那時候再評價，也許要客觀得多。不過，也許孩子們認為，我還真算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吧！(笑)
[關于生活]帶著《漢語字典》在合肥吃飯
霍恩教授告訴我們，1999年或2000年的時候，他就來過合肥，這是他第三次來合肥工作和生活。這次呆的時間要比較長了，至少要呆到圣誕前。
霍恩說，對于老外來說，漢語比較難學，有時候漢語的四個聲調中，一個讀錯了，別人就聽不懂他在說什么了。所以，他在合肥和朋友吃飯的時候，通常會帶著一本《漢語字典》，對于合肥的印象，霍恩張口就能說出“三里庵”、“蕪湖路”、“裕豐花市”、“百盛”等等。
安徽商報：覺得說漢語難不難？
霍恩：對于我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漢語比較難學，漢語的四個聲調中，有時候一個讀錯了，別人就聽不懂我說的是什么。所以，在合肥和朋友一起吃飯，我經常帶著一本字典，遇到不懂的字就查一下。
安徽商報：看來您是一個很愛學習的人，在合肥工作這么長時間了，能記住合肥哪些地名嗎？
霍恩：“三里庵”、“蕪湖路”、“裕豐花市”、“百盛”……呵呵，因為我住的小區離學校有點距離，所以我打車的時候，需要記住一些路名和地名。而且，我現在和小區門口的店老板們作一些簡單的交流是沒有問題了。
安徽商報：能描述一下，對合肥的總體印象嗎？
霍恩：在這里，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說的朋友是指我們西方意義上的“朋友”，他們待人非常真誠，讓我覺得這里很好。我還發現，這兩年合肥的變化很大，比如的士司機們都在努力學習英語，這很讓我吃驚。他們一般會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從哪里來”，第二個問題就是“覺得中國咋樣”，接著，就聊德國的汽車。
除了這些，我覺得合肥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戲劇和音樂少了點；而且，很少吃到奶酪，這是遺憾的地方。
安徽商報：覺得中國咋樣？您一般會怎么回答？
霍恩：很好，我把這里當作了我的第二故鄉了，我喜歡這里。
(王迅瀟瀟武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