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兆光

出版：200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

報告人：鄭玉婷、劉穎，合肥大學語言文化與傳媒學院2024級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導論》是對傳統思想史寫作范式的一次深刻反思。面對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長期受西方哲學史框架束縛的困境，他提出一個核心問題：思想史究竟是“思想家的歷史”，還是“思想在歷史中的流動”？本書的寫作不僅是對方法論的革新，更是一次對“中國性”思想史敘事的重構——通過“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提出，葛兆光試圖擺脫以精英經典為中心的“博物館式”書寫，轉而挖掘思想演進的底層土壤。

二、作者介紹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獲得本科及研究生學位。他曾任江蘇揚州師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和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及東亞的宗教、思想和文學史。

葛兆光曾應邀擔任日本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臺灣大學、日本關西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2009年，他獲選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并于2010年至2012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禪宗與中國文化》（1986）

《道教與中國文化》（1987）

《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10世紀》（1995；增訂本，2008）

《中國思想史》兩卷本（1998，2001）

《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2005）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等。

三、研究方法

一方面，他積極借鑒多學科的研究成果與視角。借助考古學，依據簡帛文獻、無文字文物等考古發現，重建古代知識背景，讓思想研究扎根于物質文化土壤，比如通過對出土數術方技文獻的研究，深入了解古代一般知識與思想世界；運用社會學、文化史的方法，關注思想與社會生活的互動關系，剖析思想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文化環境。

另一方面，在資料運用上大膽突破。他不再局限于精英與經典文獻，將歷書、檔案、類書、蒙書、小說話本、圖像等都納入研究范圍，廣泛挖掘不同層面的思想痕跡。此外，借鑒后現代歷史學觀點，關注歷史敘述背后的權力與觀念，審視傳統歷史敘述的主觀性，從多維度深入探究中國思想史，構建起全面立體的研究體系。

四、創新點

研究范圍上，打破傳統局限，不再僅聚焦于精英和經典，而是將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納入其中，重視普通人的思想對社會的深刻影響，大大拓寬了思想史研究的廣度。

研究視角極具新意，引入“加法”與“減法”概念，全面呈現思想發展歷程，既關注新思想的涌現，也重視舊思想的消失；強調歷史記憶、思想資源與重新詮釋，深入揭示思想傳承與變革的內在機制。

研究方法上，融合多學科研究手段，拓展資料來源，使研究更加多元豐富；同時借鑒后現代史學觀點，反思傳統歷史敘述，為思想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構建了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框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向。

五、全書梳理

（一）小引

內容與脈絡：小引部分回顧了20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的寫作傳統，提出了“思想史究竟如何寫”的問題。葛兆光指出，傳統思想史多受西方哲學史范式的影響，導致中國古代思想被“削足適履”地納入西方哲學的框架中。他主張思想史應關注中國人反復思索的問題及由此形成的觀念，而非僅僅追隨西方哲學的范式。

核心觀點：思想史應具備獨立的范式意義，能夠容納中國特有的思想傳統，但其敘述內容和范圍需要重新考量。

重要觀點：P2 “歷史的知識是關于心靈在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事的知識，同時它也是在重做這件事，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代之中。”

（二）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歷史

內容與脈絡：本節批評了傳統思想史僅關注精英與經典的寫法，認為這種寫法忽略了普通人的知識、思想與信仰。葛兆光提出，思想史應關注“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這些內容構成了思想的底色，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

核心觀點：思想史應是長時段的一般思想史，而非僅僅關注精英與經典。

重要觀點：P9 “僅僅由思想精英和經典文本構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個清晰的延續的必然脈絡，倒是那種實際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識和思想卻在緩緩地接續和演進著，讓人看清它的理路。”

（三）知識史與思想史

內容與脈絡：本節探討了知識與思想的關系，指出知識的變動是思想演變的重要驅動力。葛兆光認為，思想史研究應關注知識史與思想史的關聯，知識的儲備和傳播方式直接影響思想的形成與變化。

核心觀點：思想從知識的土壤里生根發芽，知識史與思想史密不可分。

重要觀點：數術史、經學史和哲學史等一樣，都是關于知識的文獻，都可以作為思想史觀察、處理與解釋的對象。

（四）“道”或“終極依據”

內容與脈絡：本節討論了古代中國思想的“終極依據”，即“道”。葛兆光指出，“道”是中國古代思想的核心，是一切合理性的支持背景。通過對“道”的探討，葛兆光揭示了古代中國思想的深層邏輯。

核心觀點：“天”是構成中國古代知識和思想秩序的最終依據，是一切合理性的支持背景。

重要觀點：P37 “永恒不變的‘天’成為永恒不變的‘道’的背景，永恒不變的‘道’支持著相當多的‘理’，‘理’賦予很多很多‘術’以合理性。”

（五）連續性：思路、章節及其他

內容與脈絡：本節分析了思想史的連續性及其在寫作中的體現。葛兆光指出，思想史的連續性不僅體現在對傳統思想的解釋上，還體現在歷史記憶的重新詮釋中。他批評了傳統思想史寫作中的章節模式，認為這種模式割裂了思想史的連續性。

核心觀點：思想史連續性脈絡的呈現可以更加多元，思想史要討論的是一般思想。

重要觀點：P49 “當個人性的思路擺脫了人們習慣的思想史寫法，會不會把舊的衣服扯破了，卻找不到新的衣服呢？”

（六）無畫處皆是畫

內容與脈絡：本節探討了思想史中“空白”時期的書寫意義。葛兆光指出，傳統思想史往往忽略思想平庸的時代，但這些時代同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他主張思想史應平等地對待所有思想的時間。

核心觀點：思想史是保持存在和改變存在的過程，撰寫過程中要做好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

重要觀點：P61 “大凡當知識、思想和信仰遭遇到一個全面合理化和系統化的總結之后，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定于一’的時代...這種看上去似乎相當圓滿的結果，就導致了洞察力和批評力的消失。”

（七）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與減法

內容與脈絡：本節提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與“減法”概念。葛兆光指出，思想史不僅要關注新思想的出現（加法），還要關注舊思想的消失（減法）。通過“減法”，我們可以了解主流意識形態如何“排除異己”。

核心觀點：思想史研究不僅關注不斷涌現的東西，還要關注不斷消失的東西。

重要觀點：P66 “對‘新’的崇尚，構成一種歷史寫作的觀念...仿佛思想和知識一樣，依從著進化的規律，越靠后就越進步。”

（八）歷史記憶、思想資源與重新詮釋

內容與脈絡：本節討論了歷史記憶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葛兆光指出，歷史記憶是一種資源，可以幫助我們尋根或斷裂某段往事，并在詮釋中建構歷史、改變現在以控制未來。

核心觀點：歷史記憶是一種資源，幫助尋根或斷裂某段往事，并在詮釋中建構歷史、改變現在以控制未來。

重要觀點：P75 “總有一些習慣使用的詞語隱約規定著敘述的思路，甚至暗示著一種思想史的寫法。”

（九）什么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

內容與脈絡：本節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資料來源，指出思想史的資料不僅限于精英與經典的文獻，還應包括歷書、檔案、類書、蒙書、小說話本、圖像、文物等。葛兆光強調，思想史研究應關注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

核心觀點：思想史資料來源需要進一步拓展。

重要觀點：P87 “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

（十）思想史研究視野中的考古與文物

內容與脈絡：本節探討了考古發現對思想史研究的影響。葛兆光指出，考古發現的大量文獻和文物有助于重建古代社會的知識背景，從而更好地理解思想的語境。

核心觀點：思想史研究里的考古與文物。

重要觀點：P103 “古代中國的知識譜系是一個綿延滋生的過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知識來源和資料來源。”

（十一）思想史研究視野中的圖像

內容與脈絡：本節介紹了思想史目前對于圖像研究的忽視，圖像如何反映觀念。葛兆光發現按照某種等級次序來安排位置的背后也能反映根深蒂固的習慣和觀念。

核心觀點：思想史研究視野中，圖像研究能真實呈現某些一般觀念，但在解釋時要慎重。

重要觀點：p116 重復呆板的格套象征著根深蒂固的觀念（“格套”指圖像中相對固定的部分，如構圖、變形、位置、設色）。

（十二）從“六經皆史”到“史皆文也”

內容與脈絡：本節介紹了后現代歷史學對思想史研究的啟示。葛兆光指出，后現代歷史學強調歷史敘述的主觀性和選擇性，思想史研究應關注歷史敘述背后的權力與觀念。

核心觀點：歷史是敘述文本，擁有解釋和敘述空間，但應指向真實。

重要觀點：P137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意識形態的壓力、價值觀與感情的好惡、思路與方法的偏好、時勢與政治的需要、歷史資料的缺失和殘存的偶然性，雖然都無關‘過去’的事實，卻都會影響‘歷史’的敘述。”

六、全書總結

《中國思想史·導論》通過多角度的探討，構建了一個更全面、深入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框架。葛兆光突破了傳統思想史僅關注精英與經典的局限，強調了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重要性。他提出，思想史應是長時段的一般思想史，而非僅僅關注精英與經典。通過對知識與思想關系的探討，葛兆光揭示了知識的變動是思想演變的重要驅動力。他還提出了“加法”與“減法”的概念，強調思想史研究不僅要關注新思想的出現，還要關注舊思想的消失。

葛兆光還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資料來源，指出思想史的資料不僅限于精英與經典的文獻，還應包括歷書、檔案、類書、蒙書、小說話本、圖像、文物等。他特別強調考古發現對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考古發現的大量文獻和文物有助于重建古代社會的知識背景，從而更好地理解思想的語境。

在方法論上，葛兆光借鑒了后現代歷史學的觀點，強調歷史敘述的主觀性和選擇性。他指出，思想史研究應關注歷史敘述背后的權力與觀念，避免被傳統的歷史敘述所束縛。通過對歷史記憶的重新詮釋，葛兆光揭示了思想的連續性不僅體現在對傳統思想的解釋上，還體現在歷史記憶的重新詮釋中。

《中國思想史·導論》不僅拓展了思想史的研究視野，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葛兆光通過對思想史的重新定義和拓展，構建了一個更全面、深入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框架，為未來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

七、比較視野

葛兆光與思想史研究的三種路徑

與傳統思想史著作相比，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導論》突破了僅關注精英與經典的局限，強調了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重要性。這種視角的拓展使得思想史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同時，葛兆光在書中借鑒了考古學、社會學、文化史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使得思想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是能夠結合實物、圖像等多種資料，豐富了思想史的研究手段。葛兆光也借鑒了后現代歷史學的觀點，強調歷史敘述的主觀性和選擇性，這使得思想史研究更加注重歷史敘述背后的權力與觀念，避免了傳統歷史敘述的局限性。

八、評析與思考

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導論》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思想史研究視角。傳統的思想史著作往往聚焦于精英與經典，忽略了普通人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而葛兆光通過對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強調，使得思想史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葛兆光提出的“加法”與“減法”概念也讓我們對思想史研究有了新的認識。思想史不僅要關注新思想的出現，還要關注舊思想的消失。通過對“減法”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主流意識形態如何“排除異己”，從而更全面地理解歷史。葛兆光借鑒的后現代歷史學觀點也能讓我們看見傳統歷史敘述的局限性。歷史敘述并非完全客觀，而是受到權力與觀念的影響。因此，思想史研究應關注歷史敘述背后的權力與觀念，避免被傳統的歷史敘述所束縛。

（撰稿：劉穎、鄭玉婷，初審：許婧；復審：郭靜；終審：查金萍）